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

古田会议，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是古田会议的核心思想和伟大创造。

既然是红四军的会议，那就简单介绍一下红四军。红四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朱毛红军”，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创建的第一支正式红军。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江西省宁冈县（现属井冈山市）砻市胜利会师；5月，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从此，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得最好的一支部队。

红四军成立后，在长汀城里缴获了许多缝纫机，后勤部门用这些机器制作了红4军自创建以来第一套标准军服。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红军装——深灰色的军装、绑腿和缀着红星的帽子。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深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副绑腿布。红4军第一次统一了服装，“士气非常振发”。全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红四军成立不久，高层领导的分歧就开始了。1929年5月，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主要表现在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4月3日，福建省委派刘安恭带着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到了瑞金。毛泽东看完“二月来信”，心情沉重。

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正式军委。毛泽东如果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了，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散布舆论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验，果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红4军干部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5月底，毛泽东在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正式恢复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在这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及其它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以刘安恭为首的一些人对前委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以林彪为首的一些人坚决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是“分权主义”。

毛泽东认为：这些分歧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

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

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

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

这个“有人”，指的就是朱德。

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刘安恭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4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说：“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林彪是这样写的：“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1929年6月10日，红4军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期间，红四军的干部们激烈的争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等问题。此时，毛泽东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常常夜不能寐。现在的问题是：自三湾改编以来的政策面临重大的挑战。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以《复林彪同志信》为名，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发广泛和激烈了。

6月15日，朱德也写了一封《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主要有3条意见：

1、“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

2、如果真要实行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

3、“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更加公开化了。

这些分歧如果不解决，势必影响四军的发展和革命的进程，为了澄清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的模糊或错误认识。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举行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在报告中，陈毅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片面的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

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发表的基本上都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殚精竭虑用了两个昼夜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

决议最后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议还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致使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萧克曾回忆说他“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虽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汇报工作时愤然说，他要离开红4军，到蛟洋去。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还有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4军部队，徒步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7月29日这一天，新前委书记陈毅与朱德带着新前委全体成员来到蛟洋，由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带病参加了会议。

陈毅说出了这次来蛟洋的本意，没想到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剧烈争论。原来他已经盘算好了要去上海。他问毛泽东：“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便说，根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又一次来见毛泽东，说：“我打算到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他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回上杭参加“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朱德闻报，大为恼火，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由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不参加“八大”，就给他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璋、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毛泽东尚未回到上杭，朱德等人便在仓促之间拉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序幕。由于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会议引起了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发言中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工作，林彪等不少人都表示赞同。此时的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在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并在会议上朗读了一遍，大会表决的结果，获得了多数票通过。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朱德的亲笔信，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0月11日是农历的重阳节。毛泽东在前往上杭的路途上，置身于黄花遍地的景色之中，面对川流不息的汀江，面对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他登高远望，不禁思绪万千，脱口吟成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周恩来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九月来信”于10月22日到了红4军总部所在地广东松源。

10月22日这一天，陈毅在广东省焦岭县松源，见到了朱德，简单讲了一下中央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并说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随后陈毅当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此时的毛泽东，正会同闽西特委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在闽西，毛泽东看到了工农劳动大众在红4军的帮助下，按照闽西“一大”决议，分田分地欢庆翻身的动人情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1月18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红4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

11月23日，红4军再占长汀县城，前委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

此时，毛泽东在苏家坡已经住了一个月。这一天，他坐在河边看书，忽然问身旁的邓子恢：“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时语塞。毛泽东缓缓说道：“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11月26日，毛泽东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长汀，回到红4军军部，与红4军会合。

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的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毛泽东也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是大家讨论，由我起草的，周恩来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

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4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12月中旬，红4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2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的修订工作。12月26日是毛泽东36岁生日，他为开好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不分昼夜忙碌着。

1929年12月28日这一天，大雪初晴，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正厅里隆重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会场上高悬着4条标语，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工作人员在正厅与外边之间的天井中，燃起了一堆堆炭火，使会场内外的气氛更加热气腾腾。

陈毅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了会议。大会首先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并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说明。他还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

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关于代表大会8个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讲了话。他不仅谈到了红4军和根据地，还谈到了国内局势和他所了解到的国际局势，重点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

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并最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2万多字，后来，《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这一部分改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古田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毛泽东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所以，会议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了。

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会后，毛泽东接到了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毛泽东是林彪最敬仰的人，他想和毛泽东谈谈心里话。于是，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面对国民党的3省会剿，红4军应当分散打游击，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4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军情紧急，毛泽东暂时把这封信搁置在了一边。

1930年1月红4军虽然处于敌军会剿之中，但毛泽东对于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3省会剿早已胸有成竹了，因而他的心情是平静而沉毅的。现在他想到了新年前夕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送来的贺信。他认为林彪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利用短暂的停息时间给林彪写一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处，给林彪写出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7000字的长篇回信。他在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

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部分写道：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让工作人员油印了几十份，给林彪送去了一份，其余的分发到红4军各级部队的党内主要负责人和地方党组织。

1948年2月28日，林彪得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这封信，立即从东北写信给毛泽东，说这封信在重新发表时希望不要点他的名，希望删去有关批评他的话，理由是“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种种无益的猜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后来在修改时删去了他的名字和有关批评他的话，并将这封信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新发表了。

1月中旬，毛泽东率部越过武夷山，向江西广昌挺进。征途中的行军队伍同迂回曲折群峰起伏的武夷山在纷飞的大雪中相互交织成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图。毛泽东回首往事，憧憬未来大好的革命形势，情之所至，在马背上写下了富有诗情画意、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词章《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2月间的赣西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红军踏着积雪前进。毛泽东骑着马，看着这白雪、高山、红旗，禁不住诗兴大发，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以上就是古田会议的全过程，通过学习我们发现：毛泽东的方法是先民主后集中，民主是有引导的民主，而不是七嘴八舌；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主观武断的集中。“古田会议”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而不是仓促的、细致的而不是粗疏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顺利的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收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工效。应该说古田会议是每一个领导者解决重大问题的典范。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风浊清扬。